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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余晖:终章

时间:2024-10-20 16:21:56   访问量:173

7、

事实证明,伍子胥是正确的,吴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力、底蕴只适合以中原各诸侯国盟友的身份,做东南地域性大国,根本不适合进取中原称霸天下。

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以后的伐齐战事,《春秋左传》没有记载,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只写了一句:

“吴王既诛伍子胥,遂伐齐。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。吴王欲讨其贼,不胜而去。”

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写道:“齐鲍氏弑齐悼公,吴王闻之,哭于军门外三日,乃从海上攻齐。齐人败吴,吴王乃引兵归”,但按照《春秋左传》的记载,这件事发生在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前一年,两者时间完全不一致。

虽然《春秋左传》和《史记》的记载有出入,但把两本权威史料结合起来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猜测,那就是吴王夫差此次伐齐,战果不丰,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

这样的战果,充分说明吴国的国力不足,兵员和物资投放能力有限,不能凭借硬实力威服中原各诸侯国。

而在这样的背景下,吴王夫差为了达到最终目的,便以一种狗急跳墙的姿态,北上中原会盟诸侯,谋求中原各诸侯国承认吴国为天下霸主。

结果可想而知,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,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。

公元前483年夏,吴王夫差在橐皋(安徽巢湖)会见鲁哀公,然后命太宰伯嚭和鲁哀公商议举行正式会盟的事宜。

但鲁哀公命子贡告知伯嚭,鲁国拒绝举行会盟。

随后,吴王夫差到郧地(山东莒县)会见卫出公,再次提出会盟的要求,结果鲁哀公、卫出公、宋国大夫皇瑗举行了一场三国会盟,偏偏避开了吴王夫差。

通过这两件事,中原各诸侯国的人心向背,已经显露无疑。

公元前482年夏,吴王夫差抵达黄池(河南封丘),召集中原各诸侯国举行会盟,但响应号召前来参加会盟的只有单平公、晋定公、鲁哀公——

“哀公十三年,夏,公会单平公、晋定公、吴夫差于黄池。”

单平公是周敬王的卿士,代表周朝。

晋国是以前的天下霸主、吴国的宗主国,晋定公代表霸业正统。

鲁国是吴国进取中原的必经之路,避无可避。

可以说,这三方响应吴王夫差的号召、前来参加黄池会盟的势力,都有不得已的苦衷,不能不来,而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前来参加会盟。

即便如此,吴王夫差也没有摆平这三方势力。

临到举行会盟的时候,晋国就站出来,和吴国争夺歃血的先后顺序。

因为按照会盟的惯例,第一个歃血的就是会盟的盟主,会盟结束以后,便可名正言顺的晋升为天下霸主。

晋国要第一个歃血,其实就是和吴王夫差争夺天下霸主的地位。

吴王夫差不服,说道:“于周室,我为长”——吴国出自太伯,周朝出自周文王,而太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,所以吴国的辈分高,应该吴国第一个歃血。

晋定公说:“于姬姓,我为伯”——晋国做天下霸主已经百余年,是所有姬姓诸侯国的总代表,应该晋国第一个歃血。

双方争论了整整一天,都没有争出结果。

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到黄池——越王勾践利用吴王夫差北上黄池、吴国国内空虚的时机,亲自统兵伐吴,大败留守的吴军,俘虏吴国太子友、王孙弥庸、吴国大夫寿於姚。

消息传到黄池,吴王夫差斩杀七个报信的人,才阻止了消息泄露。

但,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
吴国被越国偷袭、黄池会盟迟迟没有结果,吴王夫差非常焦虑,脸色很不好看。这种反常的举动,被随晋定公前来会盟的大臣看出来了,他们甚至猜出了吴国被偷袭、留守吴国的太子友出事,决定耐心等待——

“肉食者无墨,今吴王有墨,国胜乎?大子死乎?且夷德轻,不忍久,请少待之。”

墨,即脸色阴沉。

肉食者无墨,是因为吴王夫差对吴国大臣封锁了消息。

吴王有墨,是因为只有吴王夫差明确知道事情的真相。

国胜,即吴国被敌国所胜。

大子死,即吴国太子友死亡,吴国失去法定的继承人。

这句言简意赅的分析,足以证明,晋国君臣仍然保持顶级的政治能力,而且一句“夷德轻”,足以说明在晋国君臣看来,吴国仍然是蛮夷之国,没有资格和中原各诸侯国并肩而立。

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,吴王夫差坚持不下去了,向晋国做出让步,同意晋定公第一个歃血,自己第二个歃血。

这就意味着,吴国没有取代楚国成为天下第二,更没有取代晋国成为天下第一,吴王夫差事实上承认晋国是天下霸主,并在黄池会盟上,晋升为霸主阵营排名第二的诸侯国。

仅此而已。

黄池会盟的盟辞中有一句:“好恶同之”,要求晋、吴、鲁等诸侯国和周朝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。因为吴国僻处东南,基本不可能完成“好恶同之”的使命,那么吴国的“好恶同之”,只能是以盟友的身份,做晋国在东南地区的延申。

兜兜转转数十年,吴国的定位,又回到原点。

8、

黄池会盟的失败,极大影响了吴国的命运。

伐齐的战果不丰,暴露了吴国国力薄弱的事实,黄池会盟未能成为天下霸主,暴露了中原各诸侯国不拥护吴国的事实。自此以后,做为吴国的生死宿敌,楚国再无顾忌。

公元前480年,楚惠王出兵伐吴,吴军士气蹉跎,大败,楚军一路追至桐汭(安徽广德)。

次年,吴王夫差为报复楚国,出兵伐楚,结果被楚国的白公胜击败,铩羽而归。

白公胜,即楚平王的太子建之子。

随着楚国两次击败吴国,消耗了大量的吴国有生力量,越王勾践便不再等待,于公元前478年3月,利用吴国没有恢复元气的时机,出兵伐吴,大败吴军。

经此一战,吴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往日辉煌了。

公元前475年11月,越王勾践再接再厉,直接统兵包围吴国都城姑苏。

按照黄池会盟的约定,吴国和晋国应该“好恶同之”,但就在吴国生死存亡之际,晋国却拒绝出兵救援。

就在姑苏被围的消息传到晋国以后,晋国的赵无恤便命使者南下,骗过围城的越军,进入姑苏见到吴王夫差,说了一句:“今君在难,无恤不敢惮劳,非晋国之所能及也,使陪臣敢展布之”——

吴国遭难,晋国理应相助,但晋国的能力实在不够,请您见谅。

吴王夫差叹息道:“勾践将生忧寡人,寡人死之不得矣”——越王勾践要我的性命,晋国又不出兵救援,我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围城整整两年后,越王勾践攻破姑苏,吴国灭亡。

原本越王勾践希望吴王夫差投降,居住在甬东(浙江定海),和曾经的自己一样,卑躬屈膝的度过余生,但吴王夫差说:“孤老矣,焉能事君”,说罢自缢而亡。

越王勾践只能带着吴王夫差的尸体,返回越国。

伍子胥身死,但他坚持的路线,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。

吴王夫差赢得路线斗争的胜利,但他最后身死国灭。

历史的冰冷苍凉,在此刻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
关于越王勾践灭吴的事,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则写道:“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,予百家居之。吴王曰,孤老矣,不能事君王也。吾悔不用子胥之言,自令陷此。遂自刭死。越王灭吴,诛太宰嚭,以为不忠,而归。”

太史公用他的刀笔,写出了吴王夫差的悔意、伍子胥的冤屈,又把吴国灭亡的因果归于太宰伯嚭一人。

这是太史公对吴国灭亡的盖棺定论,也是他给吴王夫差、伍子胥留下的最后一丝人文关怀。

那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以后,占有吴国的全部疆土了吗?

理论上,吴国的疆土都应该纳入越王勾践的治下,但《史记·楚世家》里有一句:“(楚惠王)十六年,越灭吴。四十二年,楚灭蔡。四十四年,楚灭杞,与秦平。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、淮北,楚东侵,广地至泗上”——

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以后,整整二十八年都不能消化吴国疆土,越国的势力范围始终不过长江,于是楚国东征,夺取江淮一带的广袤疆土。

吴国受晋国的扶持而崛起,最终做了晋国的弃子。

越国是楚国的联姻盟友,最终为楚国做了嫁衣裳。

其实哪有什么“吴越争霸”,吴国和越国厮杀数十年,始终是“晋楚争霸”的延续而已。

9、

吴国和越国的厮杀结束了,那它们背后的公元前5世纪,又是什么样的呢?

楚国虽然国力日衰,但夺取的江淮一带的广袤疆土,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楚国的颓势。而且楚国和秦、越维持着盟友关系,极大的缓解了外部压力。

故而,楚国可以维持大而不倒的架子,进入下一个大时代。

秦国依然被晋国堵在函谷关以西,难以大出于天下,必须和汉江下游的楚国结盟,才能沟通外部世界,在乱世中保留一席之地。

函谷关封闭了秦国,但也保护了秦国,秦国可以把西北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,静心等待下一个崛起的机会。

齐国自齐桓公和管仲之后,再无明君强臣能复兴齐国,以至于来自陈国的陈氏崛起壮大,先是联合鲍氏击败国氏、高氏,成为齐国实力最强的家族,随后又在齐国的北部边境舒州(河北廊坊)诛杀齐简公,真正夺取了齐国的军政大权。

受益于齐国的鱼盐之利,以及陈氏做为新兴家族带来的朝气,老迈的齐国也得以焕发新生。

晋国则是六卿亲密合作,诛杀祁氏、羊舌氏等晋国宗室的旁支远宗,并在祁氏故地设立七县、羊舌氏故地设立三县,让晋国江山彻底改名换姓。随后,晋国六卿之间爆发战争,范氏和中行氏战败,晋国权臣只剩下赵、魏、韩、智等四家。

和齐国一样,留存下来的晋国权臣,即将利用晋国留下来的地理优势、军事实力、政治影响力,为自家打江山,战斗意志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这四个大诸侯国,各有各的优势。

郑国和宋国地处中原,经过数百年的争霸战争,早已民生凋敝,疲惫不堪。

鲁国自鲁隐公失败以后,再也没有振作起来,而侵占鲁国国君权力、瓜分鲁国江山的三桓,已经安享太平两百余年,死气沉沉,毫无生机可言。

卫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曹国自始至终都是大诸侯国的附庸,天然的实力限制,让他们从未做过时代的弄潮儿,现在更不可能诞生称霸天下的雄心。

这些小诸侯国,各有各的劣势。

公元前5世纪的天下,似乎和以前没什么不同。

公元前5世纪的天下,又和以前大不相同。

先是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,宣布承认田地私有制,并按照田地的数量征税,税率大约是亩产的十分之一,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开始节节高涨,以前那种束缚生产力的井田制逐渐破产。

随后,郑国的子产在田地私有制的基础上,进一步承认人民群众开垦私有田地的合法性,并向城邑、农村的私有田地征收赋税,用做郑国军队的军费。

紧接着,子产把重新修订的法令刻在大鼎上,做为郑国举国上下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,晋国随即效仿,铸造大鼎,把范宣子士匄的法令刻在鼎上。

最后,鲁国修改赋税制度——“用田赋”,把每亩田地的税率,提高到亩产的十分之二。

以上这些改革政策,随着时间的推移,逐渐被各诸侯国接受并推行全国。

这就意味着,各诸侯国的政治基础,不再局限于数量不多的贵族家族,而是不断向下延申到基层,极大强化了攫取民间财富的能力、管理城乡人口的能力、战争动员的能力。

当礼崩乐坏的寒气,从诸侯国国君传递到卿大夫阶层以后,天下事就不是一家一姓能操控的,更不是诸侯国国君互相会盟、妥协就能轻松解决的。

天下事,必须由天下人共同解决。

而各诸侯国的英雄豪杰,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总结出来的改革成果,则为天下人解决天下事,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
那么,下一个大时代必然是逐鹿天下的时代、杀人盈野的时代、思想与智慧激烈碰撞的时代。

这个大时代,后人称为——战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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